黄蓓黑冠长臂猿研究课题的野外部分，持续达7年，横跨了她读博士的5年，和博士毕业后正式入职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头两年。整整7年间，当大多数同龄人都在繁华都市中焦虑地奔走、挣扎之时，她扎根于云南偏远的景东县无量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深处，别无他念，一心只为研究国宝级的黑冠长臂猿。

野外科研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曾经，在保护区深处的一场泥石流中，黄蓓整个身体已被泥浆淹没，却奇迹般死里逃生；曾经，在追寻黑冠长臂猿的过程中，她从原始森林深处的一处垭口滚落，尾椎骨骨裂，数月动弹不得；曾经，几乎每天，她双腿上都会被蚂蝗光顾多次，以至于看上去几乎总是“鲜血淋淋”，再也不敢穿裙子……

向春城晚报记者讲述这些经历时，黄蓓脸上满是发自内心的、单纯的笑。在她看来，似乎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谈不上有多艰辛。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办公楼老旧而简陋，我们就坐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用约3个小时，听完了她的故事。她轻松爽朗的笑，不时在走廊里飘荡。

如今，黄蓓已经结束研究的野外部分，回到所里，不过“人猿情未了”，依然是继续进行黑冠长臂猿的研究。

在别人看来，从森林深处的保护区，回到都市中的研究所，可算是“解脱”了，她却开始满怀忧伤地“怀念那些猴子”，“那些大自然的精灵，已进入我的生命。”

泥石流之夜

奔涌的泥浆几乎将监测站吞没，助手用斧头从外面劈开铁门，黄蓓得以死里逃生。

2007年6月，普洱市景东县无量山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更加猛烈，大雨已经连下了10余天。山腰上一处相对开阔的林中，无量山大寨子黑冠长臂猿监测站内，黄蓓有些着急。几次雨稍微小些的时候，她都试图冲出去坚持工作，没走几步，却又都被淋了回来，“算了，猴子们应该会躲起来，没法找。”

黄蓓沉沉睡去。直到今天，她依然无法说清，那个暴雨滂沱的凌晨，她究竟是怎么醒来的？是被巨大的声响惊醒，还是因几近窒息而憋醒？她只知道，当时，自己蜷曲着的身体，包括头部，全部都浸泡在泥浆之中。刹那间，她脑中一片空白，而周围，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尽管从来没有过任何类似的经验，黄蓓还是反应过来了——山中爆发了泥石流，并且，正在渐渐吞噬着自己，乃至整个监测站。

“刘业勇！邱玲！”她立即想到自己的两个助手，会不会……雨声和泥石流流动的声响完全淹没了她的呼喊。

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黄蓓却无法找到自己的眼镜，借着微弱的一点天光，发现泥石流是从后窗破窗而入的。正如她所料，是屋后的山坡在连日的暴雨中发生了山体滑坡。满屋子的泥浆，已经有半人高，从里面将房门堵了个严严实实，那是一道金属门，她艰难地挪到近前，却无法打开。

“黄姐，你在吗？”是刘业勇焦急的声音。他也住在一楼，和黄蓓隔着两间。邱玲住二楼，他们是一对恋人。被吵醒的邱玲下楼一看，一下就吓哭了。

黄蓓大声说，想爬另一个窗户跳出去，让刘去接着自己。对方回应：窗外也全是泥浆，还是走门好一些，“黄姐，你让开！我把门弄开！”

黄蓓还没想明白刘业勇怎样才能把这道“牢固得要命”的门弄开，就听到阵阵剧烈的金属撞击声。一听她就明白了，刘在用斧头劈门，这个平时只用来劈柴的工具，此刻竟派上了用场。

连劈几斧，飞溅的火星在漆黑中闪烁，门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黄蓓回头，努力睁大眼睛看着后窗，无法判断泥石流是否还在不断涌入。她满怀恐惧，只想立刻逃离。

金属门的口子终于足够大了，上面一半几乎都被劈掉了。微光中，她看见自己的两位助手都在外面，但她已经四肢无力，不敢往外跳，深度近视的她又根本看不清地上的情况。“快点啊，快！”刘业勇探进头来，迅速把她给拉了出去。

可以说，是这位助手救了自己的命。黄蓓告诉春城晚报记者，就在那仅仅几秒钟之后，又一波更大的泥石流汹涌而至，将一楼完全吞没，二楼的楼梯也被淹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栋房子够不够结实，能不能挡住泥石流，或者说会不会垮。当时，我们也不可能有时间思考，就决定赌一把，往屋外山下方向逃。”

只是，夜太黑，雨也一直在下，大家都没伞，更糟糕的是，黄蓓还没穿鞋，没戴眼镜。于是，3个人只能傻傻地站在雨中——等天亮，那感觉几乎就是等死。

刻骨噬髓的恐惧中，不时有闪电撕裂夜空，气氛悲怆。不过，作为主心骨，黄蓓一直在试图安慰自己的两个助手。

近7年之后，再聊起当年泥石流之夜的九死一生，黄蓓依然历历在目，语气却轻描淡写，甚至，那张娃娃脸上一直都带着轻松而单纯的笑。“那夜邱玲的胃痛一直在发作，他俩本来可以丢下我自己逃的。他们却说，要死就一起死。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俩了，万一……当时，我只知道安慰他俩：别怕，天亮后没准雨就停了，我们照样一起去追猴子。”

仰望与追逐

黑冠长臂猿是从不下地的“树冠精灵”，研究者只能在森林中不停追赶并翘首观察。

“追猴子”，这是研究黑冠长臂猿的最基本的工作方式，也可以说，是黄蓓近年来最基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论冬夏寒暑，每天清晨5点左右，天边晨曦初露，黄蓓和两名助手就得起床。简单洗漱后，早餐一般是剩饭，用点油炒热。通常早上吃这个胃口都不会太好，但还是要尽量多吃，因为中午只能在外吃随身带的压缩饼干。

早餐后，他们便一起赶往头一天跟黑冠长臂猿“分手”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至少需要在密林中跋涉一到两个小时，但直线距离可能只有两三公里。“我们都是追它们一整天直到天黑，待它们都睡了，就返回监测站，次日再回到这里，继续追踪它们新一天的行踪。”

黄蓓说，黑冠长臂猿是从不下地的“树冠精灵”，其觅食、睡觉、繁殖等所有活动都在高高的树冠之上完成。它们特别机警，也特别怕人，不会允许人类接近。好在之前自己导师蒋学龙教授的另一个博士生范鹏飞师兄已经在这里观测了3年，使得这种精灵对人类的抗拒有一些改善。

一开始，黄蓓根本没法追上黑冠长臂猿，经常摔跤，爬起来时，目标便已消失，自己的方向也往往迷失——有好几次，她甚至找不到回去的路，一直找到深夜，迷失在原始森林中。即便追得比较近了，深度近视的眼睛也很难将它们的一举一动观察清楚。从2006年10月进入无量山开始自己的博士课题研究，之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黄蓓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浑身伤痕累累，由于总是保持仰望的姿态，颈椎肩周方面的毛病也不期而至。

“直到2008年5月，这种状况才好了点。”咬牙坚持中，黄蓓不断调整自己，终于适应，“追猴子”追得越来越顺利，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黑冠长臂猿的信任。

有一次，一只黑冠长臂猿从黄蓓头顶上的树冠一跃而过，与此同时，一泡尿从天而降，正撒在抬头观测的黄蓓的脸上。黄蓓不生气，反而大乐。在她看来，她很愿意将这个“意外”理解为是自己所追逐的精灵主动来逗趣和示好。

“这样，我就可以在稍微近一些的位置上，更加清晰地观察它们，并每隔5分钟一次记录下它们尽可能详细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包括：它们正在做什么、吃的是什么东西、相互之间有些什么动作和细节、它们啸叫的具体时间、次数、频率及每一次的强弱差异，等等。当然，还要随时用GPS仪打点记录它们行踪的具体路线。”黄蓓说。

如此琐碎而艰辛的工作，成为黄蓓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每个清晨，只要没下太大的雨，她便会雷打不动地出发，有时候和两个助手一道，有时则是独自上路。

雨中的追逐与记录，显然比晴天更加不易。“下雨天更容易摔倒，必须更加小心。虽然穿着雨衣，也总是很快就里里外外全湿透了。你想啊，我们需要随时记录数据，本子就只能藏在胸口，雨再大都得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记，而且，只要下雨手就会很冻很僵，但不能戴手套，戴了更不好记，记完再塞回胸口。所以啊，雨季的本子湿得很厉害，完全都糊住了，有时根本就没法看。”

伤痛中坚守

在无量山深处研究黑冠长臂猿的黄蓓浑身伤痕，她坚信：极端环境能无限激发人的潜能。

也是在雨天，有一次，黄蓓在追逐黑冠长臂猿的过程中，不慎从一处垭口滚落，导致尾椎骨骨裂，两个多月都坐立难安，行走不便。“这些都不算啥，真的。”讲述中，黄蓓多次这样强调，脸上，始终洋溢一种天真而烂漫的笑。

如果说，这些不易与艰辛真的都不算啥，都可以一笑而过，那么，很显然，那个泥石流之夜绝对不可能也是这样。

记忆如同镜头，再次切换。正是那一夜，让黄蓓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死亡。

好不容易，黄蓓和助手刘业勇、邱玲一起，熬到了天亮。他们最最担心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监测站那栋小楼终究是扛住了，没有垮塌。好在天亮后雨也就停了，他们看见小楼一侧的山涧已成大河，另一侧则变成了凝固的泥浆河。

刘业勇抡起劈门营救黄蓓的那把斧头，砍倒一颗树，横搭在湍急的“河”上，3人下水，扶着它淌水而过。下山还算顺利，他们听说，已经有好几个村民在巨大的水流和泥石流中殒命。

其实，3天之前，刘业勇的爸爸就曾试图上山来提醒他们可能即将爆发的险情，但那时，上山的路已被冲毁。他转念一想，没准呆在山上反而更安全，而且，监测站的小楼应该比山下村民的房子还更结实一些。

3人能逃过一劫堪称奇迹，另一个小小的奇迹则是，淋了一整夜的雨，他们竟谁都没感冒。斯时，黄蓓进山开始自己黑冠长臂猿的博士课题研究已有8个月，她隐隐感到，自己的生命就此实现了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升华，“人在极端环境下，潜能被无限激发了吧。”

话虽如此，泥石流的恐惧还是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时侵袭着他们的梦，“甚至，有飞机飞过上空时都会害怕，那种轰鸣声有点像泥石流。”黄蓓问自己的导师，能否在监测站旁土质相对较坚硬的小坡上搭个帐篷，不再住监测站那栋小楼？蒋学龙教授表示支持。

于是，直至去年底结束在无量山的研究工作之前，黄蓓一直和两个助手在帐篷里居住。这个帐篷特别简陋，不过10余平方米，周围固定4根木头柱子，然后用塑料布围裹起来，顶上用牛毛毡盖住。里面隔成两间，黄蓓和邱玲一间，男助手刘业勇一间。

“你们住了这么久的这个帐篷，估计连风都挡不住吧？更别说小动物、小虫子？”春城晚报记者好奇地问。

“哈，您怎么知道？有天晚上，邱玲半夜起来方便，发现我脚边有条蛇，应该是竹叶青。我们都吓坏了，不敢动，更不敢去弄，只有小心翼翼地把隔壁的刘业勇叫醒，他拿起一根棍子，随手就把这条竹叶青给挑了出去。这种情况在雨季还是不少的。”

黄蓓说，至于被各种虫子咬，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几乎每天都有。“森林里有一种小蚊子，跟果蝇差不多大，一咬一个大包，特别疼。有时还会钻到你头发里去咬。最讨厌的还是蚂蝗，吸血厉害，因为它会释放一种抗血凝素，所以咬人后血很难止住。我血小板比较低，每次被咬后，基本都要流半天血。”

黄蓓自然也是个爱美的姑娘，以前很爱穿裙子，自从进无量山开始研究黑冠长臂猿，就再也没穿过，既是因为穿裙子在山里行动不便，也是因为她腿上被叮咬的伤痕实在太多。

“蚂蝗一般都咬在腿上。我怕软体动物，刚开始时，我看到它们明明就在拼命吸我的血却都不敢抓，只能叫助手来帮忙，后面自己也敢弄了，用卫生纸包着把它们捏住从腿上拔下来，它们每次都会钻进去，很疼，很难拔，拔出来了血也会继续流好久。”说到这里，黄蓓呵呵地笑笑。

无悔的选择

外人看来苦不堪言的野外科研工作，在黄蓓眼里全是天经地义，但她深怀对父母的歉疚。

“会不会觉得实在太辛苦了，还特别危险？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面对这两个问题，黄蓓睁大眼睛，用一种“天经地义”的语气作答，“野外科研工作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这非常正常。再说啦，即便后悔也没用嘛，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学业，怎么可能退出或停下？”

黄蓓是南京姑娘，刚刚迈过而立，那张随时挂着单纯笑容的娃娃脸，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小好几岁。本科上的是南京农业大学的生物专业，到考博士研究生之前，她在网络上看到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蒋学龙教授对黑冠长臂猿的研究，立即对这种比国宝大熊猫还珍稀的野生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这是一种缘，缘分啊猿粪！”她笑着说。

目前，全球的黑冠长臂猿数量仅约1100~1400只，除越南和老挝分布约100只外，其它种群均分布在云南，约有1000~1300只……了解到这些后，黄蓓确定了自己博士研究的方向。2011年，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

2006年10月进入无量山之初，黑冠长臂猿监测站那栋小楼刚建好，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设施，甚至还没通电，路也没通，进去一次得徒步大半天。至于手机和网络信号，就更别奢望了。每个月，黄蓓都需要从位于普洱景东县的无量山深处返回位于昆明的动物研究所一次，呆几天，又马不停蹄往回赶。

每月如此，持续经年，在外人看来，这简直是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黄蓓却不以为然，“跑惯了，反而是在昆明呆几天就觉得不舒服，非要急着回到野外去不可。这样，我的体质可比坐办公室的人好多了哟。”

“在监测站，无法进行数据的整理、分析、储存。另外，如果不每月跑这一趟，我们就跟外界隔绝了，接收不到各种新的信息，我们的研究也很难进一步开展。”黄蓓解释。

师兄范鹏飞结束在无量山大寨子黑冠长臂猿监测站的博士课题后，接班的只有黄蓓一人。父母和导师蒋学龙教授都不放心，所里便为她请了两个当地村民当助手，这便是后来和黄蓓一起在泥石流中死里逃生的刘业勇和邱玲。助手中必须有一个女性，这是黄爸爸提出来的，恰好，邱玲和刘业勇是一对恋人，这就更方便了。

一开始，父母都极力反对女儿的选择，妈妈为此哭过好几次。爸爸是南京一所大学的行政人员，他们都希望女儿能当大学老师，在都市里、在自己身边，过着安稳的生活。他们曾专程跑到云南，深入无量山去看监测站的情况，亲眼见到女儿的执着与成长，他们终于含泪默认，不再反对。

女儿差点丧生于泥石流的消息，被一直瞒着，待他们知道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担心失去女儿的后怕吓得够呛，妈妈心疼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出。

黄蓓说，这些年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种对于爸爸妈妈的强烈歉疚，因为自己非但没法照顾他们，反而无时无刻地让他们为自己担惊受怕、牵肠挂肚，“其实，爸爸妈妈都非常理解我，也非常支持我。”

另一份理解与支持，来自于爱情。提及这个话题，黄蓓立即羞红了脸，不愿多说，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内心的单纯和对爱情的虔诚。生于1983年的黄蓓，在许多人看来已经算大龄青年，爸爸妈妈也很着急，但她对此似乎相当淡定。

她掩唇，娇羞，“我觉得……还好吧，我有男朋友的，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他是学文科的，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

本报记者 温星  实习生 陈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