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野生动物贸易的新兴驱动力，异宠贸易近年来快速增长，逐渐成为全球动物贸易的主要类型，并衍生出一系列庞大的相关产业。其中，两栖爬行动物作为异宠贸易中最主要的动物类群，正逐渐脱去传统的刻板印象，以宠物的身份进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家中。一方面，两爬异宠让公众有机会亲身接触动物，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科普有积极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下，两爬异宠贸易极易威胁本土濒危及特有物种的生存，并成为外来物种入侵的潜在渠道。科学管理两爬异宠贸易，有助于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挥这一新兴产业的积极作用。

前期关于两爬异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异宠贸易中也逐渐扮演起重要角色。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其异宠贸易规模和影响日益显著：一方面，异宠文化愈发“主流”，不再局限于少数青少年群体；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国外物种频繁进入国内市场，同时我国原生特有物种也频繁出现于海外异宠贸易中。开展对我国异宠贸易的系统性分析，理解其规模和贸易特点，有助于科学规范异宠贸易管理，并推动有效决策的实施。

针对上述情况，近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通过分析2000–2019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美国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信息系统（LEMIS）的国际贸易数据、国内2400余名两爬异宠爱好者的问卷调查、多类型网络数据调研和文献综述数据，首次系统揭示了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异宠贸易的规模、贸易偏好及时空格局。

图1. 论文标题页

结果显示，我国两爬异宠贸易规模庞大且仍在迅速发展（图2），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爱好者人群规模庞大、遍及除西藏外所有省市自治区，且呈快速增长趋势；2018年全国两爬爱好者已超70万人；（2）贸易涉及物种多样性高，已有1234种爬行类和385种两栖类出现于我国异宠贸易中，其中贸易涉及的我国原生物种约占我国原生两栖、爬行动物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和二分之一；（3）贸易体量庞大，年均国际贸易量达百万只。

图2. 中国两爬异宠爱好者人数变化趋势及贸易规模概况统计

我国规模庞大的两爬异宠贸易表现出明显的物种及产地偏好。就贸易动物的类群而言，国内市场尤其偏好龟鳖类（图3）：不论是在国际贸易总量、受访爱好者饲养比例、网络公开走私案件比例，还是贸易物种占全球物种的百分比方面，龟鳖类的数据均显著高于其它两爬类群，呈现对单一类群的压倒性偏好。此外，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明显偏好外来物种，其中包括海蟾蜍等潜在高风险外来入侵物种，并且在国内已有规模化繁殖。相反，国际市场则明显偏好我国的非CITES原生物种。以中–美贸易数据为例，蜥蜴类（如丽纹龙蜥、新疆沙虎等）和两栖类（如东方铃蟾、东方蝾螈等）占据了大部分出口贸易量。

图3. 我国两爬异宠国际进出口贸易量（个体数量）柱状图。

在时空格局上，我国两爬异宠贸易也呈现出明显规律（图4）。香港和台湾是国内贸易的关键节点，贸易物种多经两地中转后进入内地市场。从国际贸易来看，香港是我国原生物种出口贸易的最主要节点。我国特有原生物种在离开中国后，往往经历复杂的贸易网络，中途或经历多次转出口，最终才到达终端市场。

图4. 我国异宠走私贸易的时空格局及主要走私路径

研究揭示了中国在全球两爬异宠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此快速发展、特征鲜明的野生动物贸易，为我国乃至全球动物贸易管理体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研究建议实施基于大数据分析驱动的"黑白名单"制度，以科学规范两爬异宠贸易管理。同时，建议加强区域及国际合作，在充分沟通与协作的前提下，确保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研究以China's Underestimated, Characteristic Herpetofauna Pet Trad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Efforts in Conservation为题，发表于保护生物学TOP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昆明动物所王剀助理研究员和卢宸祺博士研究生为并列第一作者，同时王剀与车静研究员为并列通讯作者；此外李丕鹏教授（沈阳师范大学），齐硕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Cameron Siler教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以及Robert Murphy教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也参与了本项目。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项目、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项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动物分库项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