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毗邻毒品生产基地“金三角”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HIV-1流行的省份，也是受HIV-1冲击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云南省的HIV-1防控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郑永唐课题组自2005年以来从HIV-1分子流行病学层面对中缅边境地区的不同人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现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省的HIV-1感染率存在的差异(Zhou YH et al. PloS One, 2011; Zhou YH et al. PloS One, 2012)，而且该地区的HIV-1遗传多样性也越来越复杂(Pang W et al. AIDS, 2012；Zhou YH et al. AIDS Res Hum Retroviruses, 2015；Chen X et al. Virulence, 2017)。HIV-1不同基因型毒株的跨境传播是导致HIV-1遗传多样性增加的重要原因。2008年，郑永唐课题组曾对往返于缅甸和云南省的缅甸籍长途卡车司机进行横断面研究，发现该人群在中国边境HIV-1的跨境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Zhou YH et al. BMC Infect Dis, 2014)。相比于长途卡车司机，注射吸毒人群(IDUs)数量更大、跨境更频繁、危险行为更普遍，但关于他们在HIV-1跨境传播中的作用研究却仍是空白。 

　　为进一步阐明中缅边境地区HIV-1的传播形势，陈鑫博士生等人在导师郑永唐研究员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张驰宇研究员合作，对云南省境内的缅甸籍IDUs进行了横断面研究。血清学检测结果发现，该人群的HIV-1感染比例为19.0%，远高于中国和缅甸的HIV-1总体流行比例(<0.1%和0.6%)。传播簇分析结果显示，该人群的HIV-1基因序列不仅能单独与缅甸或中国的序列形成传播簇，而且能同时与两国的序列形成更为复杂的传播簇，说明该人群在中缅边境地区的HIV-1扩散传播中起重要作用。对该地区的HIV-1序列进行系统地理学分析，发现该地区的HIV-1序列最先流行于缅甸，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播至云南省，而且云南省境内的缅甸籍IDUs在此次跨境传播过程中似乎起着“奠基者”的作用。不仅如此，课题组还发现中缅边境的HIV-1跨境传播已经由最初的单向传播演化成了双向互传，而且云南省境内的缅甸籍IDUs在HIV-1由云南省传至缅甸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图1)。该研究成果论文“Burmese injecting drug users in Yunnan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of HIV-1 i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region”近日发表于Virulence (2018; 9:1195-1204). 

　　更令人担忧的是，统计结果显示该人群的HIV-1知晓率、治疗率和病毒抑制率均显著低于云南省的整体水平。也就是说，虽然云南省目前在HIV-1的防控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该人群可能成为云南省的“潜在病毒库”，影响云南省在2020年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3个90%目标的实现。鉴于此，课题组以“Non-Chinese immigrants: Challenge faced by Yunnan of China to achieve the 90–90–90 goals (外籍人员:中国云南省实现90-90-90目标所面临的挑战)”为题在Virologica Sinica (2018, 33:291-293)发表perspective，指出了外籍人员可能给云南省HIV-1防控带来的挑战，同时也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期望能为云南省艾滋病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以上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艾滋病亚洲区域项目等项目的资助。 

　　图1. 云南省境内的缅甸籍IDUs在HIV-1跨中缅边境传播中的作用。(A) 基于中缅边境地区HIV-1 C亚型基因序列构建的最大可信分枝进化树；(B) 云南省境内缅甸籍IDUs参与的跨境传播模式图；(C) 基于最大可信分枝进化树的中缅边境地区HIV-1跨境传播频数统计。